作者：王惠平
1937年7月，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狂言要在“一个月内拿下山西，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在这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9月16日，邓小平随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向烽火连天的华北抗日前线进发。
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下达邓小平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的命令。1月16日，八路军总部公布这项命令。18日，邓小平到达一二九师师部驻地——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太行山南麓的西河头村。太行山，古称“天下之脊”，山高峰险，沟壑纵横，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毛泽东曾说过“扼太行者扼天下。”
1937年9月，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左四）与朱德（左三，站立拿望远镜者）、任弼时（左二）、罗荣桓（左一）等从陕西省韩城县芝川镇乘船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抗日前线。
邓小平到任不久，就和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一起部署指挥了长生口、神头岭和响堂铺3次对日军的伏击战。其中，响堂铺伏击战是邓小平和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的。
响堂铺大捷巧运筹
1938年2月，日军集中3万多兵力向晋南、晋西等地区进攻。日军占领涉县、黎城、潞城、长治、晋城、临汾等地后，邯（郸）长（治）线及向西延长至临汾的公路，成为日军汽车运送兵员和作战物资的重要交通线。为了破坏日军的战略计划，迟滞其行动，邓小平与刘伯承、徐向前决定在涉县的响堂铺一带打一场伏击战。
3月21日，刘伯承动身去八路军总部开会，并出席24日在沁县小东岭村召开的国共双方军事将领参加的东路军将领会议。邓小平和徐向前作了详细的战斗部署。26日，邓小平和徐向前率部队向响堂铺隐蔽运动。31日凌晨4时，部队全部进入伏击区域。徐向前的指挥所设在后狄村山坡上，邓小平率直属队设伏在佛堂沟。伏击区以响堂铺为中心，西起东阳关，东至椿树岭，长达15公里。战前，邓小平还到第七六九团作了战斗动员。
春寒料峭，山风袭人。官兵们在山坡上趴了半夜，不见日军车队的影子，只是偶尔有零星汽车开过，许多人都沉不住气了。邓小平指示大家要耐心等待。8时半，从东阳关方向传来汽车的轰鸣声，公路上扬起滚滚尘土，日军车队像蜈蚣一样沿着公路排成一条弯曲的长线。9时许，日军辎重部队的180辆汽车全部进入伏击区。
只听一声令下，响堂铺山谷立刻响起密集的枪炮声和震天动地的手榴弹爆炸声，八路军的迫击炮、机关枪和步枪一齐发射，日军顿时乱作一团。靠前的汽车被迎头截住，靠后的汽车被堵住退路，日军的车队全被卡在公路上。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有的像没头苍蝇似的开着汽车瞎冲乱撞；有的钻到汽车底下胡乱射击；有的挥舞着东洋刀“哇哇”乱叫……
八路军伏兵四起，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向日军车队发起猛烈进攻。战士们挥动着步枪、大刀、长矛，猛虎般扑向敌人，同日军展开白刃格斗；有的战士刺刀折断了，就抱住日军用嘴咬；有的将手榴弹投向顽抗的敌群。敌人鬼哭狼嚎，一片片倒下。公路上，横七竖八躺着日军的尸体；被焚烧的汽车爆炸声此起彼伏，火光冲天，浓烟滚滚，蜿蜒着像一条火龙。
1938年春，邓小平在山西黎城向部队进行战斗动员
激战正酣，800多名日军从黎城和涉县东西两路向响堂铺增援，被邓小平预设的伏兵一举击溃，狼狈逃回据点。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战斗胜利结束了。下午4时多，日军出动18架飞机在响堂铺上空狂轰滥炸。这时，邓小平和徐向前早已率部队转移到10公里以外的安全地区。这一仗，共歼灭日军400余人，摧毁汽车180辆，缴获迫击炮4门，长短枪130余支，还有大量弹药等军用品。
4月2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徐向前共同签署了《响堂铺战斗详报》，电报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现藏有一份当时的战斗详报）。这次伏击战，是邓小平到任一二九师后参与部署和指挥的第一场战斗，遏制了日军向黄河防线进攻的势头，坚定了根据地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决心和必胜信念。
百团大战中的邓政委
1939年9月，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妄图将抗日根据地网状分割后逐个歼灭。面对凶残的日军，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实施对敌交通线的破击作战。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发出“战役预备命令”。刘伯承和邓小平立刻行动起来，在作战室里彻夜不眠，全力投入指挥作战。8月18日，在和顺县石拐镇，一二九师召开三路突击部队指挥员会议，做了作战的详细部署。政治委员邓小平在会上简明扼要地说：“对正太路破坏得越彻底，我们就越主动，这一仗必须打好。坚决粉碎日寇的‘囚笼政策’，扩大并巩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自8月20日到9月10日，一二九师参战部队在民兵、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如期完成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
第二阶段，一二九师的作战任务是收复榆社至辽县公路上的日军据点。9月23日23时，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部队对榆社日军各据点发起强攻。八路军与敌人彻夜激战，占领城西及西南角。24日下午，发起第二次攻击，突入10多米高的主碉堡，经4小时激战，攻下日军核心阵地榆社中学的多数碉堡。当夜，发起第三次强攻，丧心病狂的日军施放了毒气。25日下午，八路军利用坑道爆破发动强攻，突入榆社中学，经白刃格斗，全歼残敌。
1940年春，邓小平（前排右二）与聂荣臻、朱德、刘伯承等在山西辽县桐峪镇八路军总部
日军遭到沉重打击，恼羞成怒，集中兵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大“扫荡”。10月上旬，百团大战进入第三阶段。在日军的疯狂进攻下，一二九师处境十分危险。10月28日，刘伯承和邓小平率师部人员连夜行进到宋家庄，在日趋严重的形势下，给每人发了一支步枪，准备各自为战。29日，陈赓率第三八六旅以及决死纵队对关家垴日军实施总攻击。整整一个上午炮声隆隆。中午，刘伯承和邓小平率师部奔赴前线。到达后，邓小平指示：“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今晚机要科、一科任务特别重要，不能睡觉。”连日作战，师部工作人员已经疲惫不堪，但都坚决执行命令，坚守战位。夜里10时许，彭德怀来电，命令一二九师于次日凌晨4时发起总攻，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关家垴、东庄、中村之敌。从总攻开始到中午，战斗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敌机狂轰滥炸，企图掩护日军突围，八路军的伤亡数字也在不断增大。
在距离关家垴不远的指挥所内，刘伯承和邓小平守在电话机旁，密切关注前线战况，气氛极度紧张。这时，参谋将电话交给刘伯承。陈赓报告说，因为伤亡太大，有的连队只剩下十余人，已经有些顶不住了。刘伯承对着话筒大声说：“……同志！无产阶级的队伍，难道我不心疼吗！”说完，气冲冲地把话筒一摔。这时，邓小平拿起电话，十分严肃地对陈赓说：“同志！全局！全局！要从全局出发！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来！打大仗不可能无伤亡，问题是要把火力组织好，一鼓作气，减少伤亡。”听到这几句简短有力的话，陈赓心服了。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有力指挥下，前线指战员拼死杀敌，打得敌人抱头鼠窜，狼狈逃命。在百团大战中，一二九师参战兵力达38个团，共进行大小战斗529次。总计破坏铁路491里，公路1052里，碉堡59个，桥梁187座，车站30个；烧毁火车2列、汽车47辆；击落日军飞机4架；毙伤日伪军7507人。日军的“囚笼政策”宣告破灭。
横扫反共顽军
1938年10月，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不断在我抗日根据地制造摩擦，破坏抗日政权。1939年1月，为贯彻统一战线方针，邓小平于16日、25日，两次和国民党第十军团司令石友三会谈，表明八路军坚持与国民党军团结抗日的主张，并严正声明坚决保卫抗日根据地的立场，使石友三暂时保持中立，孤立了其他顽固派的反共行为。同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又确定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并发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
1940年春，参加晋东南阅兵大会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首长。左起：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李达、王树声
1940年2月初，朱怀冰纠合庞炳勋等部，与平汉路东的石友三等反共顽军遥相呼应，企图待蒋介石增派的援军到达后，由南而北向我抗日根据地进攻。朱怀冰迫不及待地在武、涉公路以南，漳河以北层层筑堡挖沟，断我交通补给，并于2月18日以两个团兵力打死打伤八路军150余人，抢走价值2.7万余元的军用物品。
日军侵华，国民党军不去抗日，却在自家背后捅刀！彭德怀拍案而起，愤怒地说：“把朱怀冰这个‘摩擦’专家给我收拾掉！”朱德也气愤地说：“由小平同志来干，到时候好说话。”邓小平坚定地说：“朱怀冰是进攻我们的急先锋，我们应集中主力歼灭朱怀冰部，监视鹿钟麟和孙殿英部，尽可能争取他们中立。”
邓小平（左）与朱德（右）、刘伯承研究作战计划
3月5日凌晨2时，邓小平一声令下，反顽战役打响。顽军第九十四师和第二十四师结合部防御薄弱，在八路军的进攻下，纷纷逃窜。八路军攻占沿途全部碉堡，歼灭其补充团大部，迫使顽军主力败退。次日晨，八路军中央队、左翼队南北夹击顽军，使其弃下全部辎重急渡漳河，向林县潜逃。邓小平命令部队全线追击。经3天激战，歼灭朱怀冰第九十七军及其游杂武装1万余人，生俘7000余人。朱怀冰丢盔弃甲，率残部2000余人溃逃至河南修武县境内。
至此，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派代表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进行谈判，争取双方休战，以共同抗日。3月中旬，双方议定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一线为界，八路军主动退出大片地区。5月，同国民党军签约，以漳河为界划分了作战区。邓小平率部后撤，把顽军俘虏全部移交国民党军。
反摩擦斗争的胜利，巩固了晋冀鲁豫根据地，改变了八路军被日军、顽军夹击的危险局面。不久，太行军政委员会成立，邓小平任军政委员会书记。
筹建漳南大渠
1942年，一二九师司令部驻地赤岸村一带连年旱灾，春天播不上种，眼看秋天也收成无望，就连村里群众日常生活饮水也成了难题。
邓小平和刘伯承在油灯下连续熬了几个通宵，制定了修建一条“漳南大渠”、把清漳河水引上山来的方案。随后，邓小平会同地方政府，主持召开各种会议，研究施工方案，紧缩其他开支，又让根据地政府贷款60万元冀钞，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开山修渠。
为解决技术问题，邓小平派人从河南请来二三十个手艺好的石匠帮助修渠，还派人从敌占区买来一台水利测量仪器，让政治部的两名干部专门负责搞测量。为解决修渠民工的吃饭问题，邓小平又想方设法给每人每天发3斤小米，全部经费由师政治部付给。邓小平还到工地与民工一起抬石头、垒石堰，经常亲临现场指挥，与施工人员共同商议解决各方面的难题。师首长的实干精神，带动了修渠民工的积极性，经过14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在1944年4月胜利建成通水。
这条渠流经8个村庄，全长27里，使沿渠3500多亩旱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水浇田，为涉县老百姓和驻军抗灾渡荒、改善生活、支援前线发挥了巨大作用。至今，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水流南山头，吃饭不发愁；没有八路军，这水怎能流？”汩汩流淌的漳南渠水，流不尽涉县人民对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感激之情。老百姓称之为“救命渠”“幸福渠”。
开展军民大生产
1943年，日军不断地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实行“经济封锁”，加之这年太行山又遭受了罕见的旱灾和蝗灾，粮菜歉收，抗战军民一天吃不上半斤粮食，只得用糠皮、树皮、槐树叶等充饥，有人甚至挖了白土掺进饭里填肚子。生活处于极端困苦之中。
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政委邓小平、师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左起）
面对困难，邓小平一边号召部队带头节约渡荒，吃饭定量，并带头坚持每顿只吃一份小米野菜饭，省下粮食送给驻地赤岸村贫穷多病的群众；一边还带头开荒种地，发展生产，实行自救。一天清晨，在村边的沿河石滩上，出现了七八个衣着整齐的军人，他们扛着铁锹和锄头，担着箩筐，有说有笑，走在最前面的就是邓小平和刘伯承。这是他俩带领师部工作人员到乱石滩带头包片开荒垦地。正在石滩上劳动的群众，没想到师首长在百忙中还来带头垦荒。邓小平和刘伯承脱掉外衣，穿着粗布衬衣挥锹掘土，汗水浸湿了他们的衣衫。当天下午，邓小平又带着大批战士来到这里劳动，他还虚心向老农请教，为大家作出了榜样。
在师首长的带动下，大家把乱石滩改造成5亩良田。如今，这片良田成了村里的果园，每当果园丰收，村民们都会忆起邓小平、刘伯承当年在这里开荒的情景。
早在1940年6月，一二九师师部驻扎在常乐村。一有空闲，邓政委、刘师长就和师直属队的战士们在房前屋后、路边树下、滩头河畔开荒耕地。不久，他们就开垦出大大小小30多块地。
大家一块儿在地里栽上白菜、蔓菁等。邓小平给紧密参差的小白菜间苗，担起水桶给菜苗浇水。地里长出野草，他又像老农一样躬腰把锄，松土除草。在邓小平和战士们的精心侍弄下，蔬菜青翠繁茂，长势喜人。特别是白菜，个个肥大瓷实，令人咂舌。群众围在地边，称赞邓小平是种菜的好把式。
收获的季节到了，师部突然决定迁往赤岸村，大家请示白菜怎么办？邓小平爽快地说：“留给常乐村的群众。”
邓小平带领战士们种的白菜足足收获了1万多斤。到了冬天，常乐村家家户户吃着邓小平留给的菜，心里暖洋洋的。至今还有这样一首歌谣在村里流传：“自古兵匪是一家，不是抢来就是抓，如今八路军到咱村，一不抢、二不抓，一针一线也不拿，还把白菜送咱家，刘邓部队人人夸！”
在太行山上，邓小平不仅带头开荒种地，还动员干部家属们也来一起种地。
一天凌晨，邓小平夫人卓琳和孩子们住的院子的房东张大娘，听见厕所里有响动声，她穿衣起床一看，见卓琳正在淘大粪准备往地里送。张大娘劝卓琳天亮后再干，可卓琳只是笑笑不吱声，生怕说话吵醒别人。随后，卓琳担起大粪，朝田地走去。
原来，邓小平和刘伯承带领师部的一些干部家属，在村西边的楸树林旁开出一片荒地，打上畦埂，挑水浇灌，种成了碧绿如茵的菜园。这天，干部家属们都约好清晨往地里送肥。
菜园里长满了品种多样的蔬菜：辣椒、小葱、菠菜、韭菜、茄子、丝瓜和黄瓜等。邓小平最喜爱的是辣椒，他还让后勤部门的同志从外地引来了西红柿（当地群众称“洋柿子”），并动手栽种、剪枝打杈，试种成功后又帮助村里的群众在地里种出一片片红绿相映的“洋柿子”园。
坚持以身作则
在太行山上，邓小平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每天坚持按定量供应吃饭，坚决不答应警卫战士为他增加营养的请求。平日，邓小平坚持与司令部、区党委的干部同吃一锅饭。红高粱或黑豆面加野菜树叶和在一起蒸成的菜窝窝，又黑又硬，大家诙谐地称为“砖头”。一次，邓小平生病了，炊事员另给他煮了一碗面条汤，被婉言谢绝了。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八路军的干部，要像普通战士一样，不能搞特殊化。
有一回，司务长给邓小平小孩的奶妈发奶孩米，秤高了一些，司务长就把秤绳向后挪移了一点，没想到这一细微的动作正巧被邓小平看在眼里。邓小平走过去仔细看了一下秤星，是15斤半，就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公家的小米，不要因为她是我孩子的奶妈，就可以多一点。八路军要求官兵一致，谁也不能搞特殊化！”又把小米掬回半斤，在场的干部群众无不为之敬佩。
司令部驻地山上有很多榆树，1941年春天，由于粮食不够吃，赤岸村的老百姓都捋榆钱子吃。当时，卓琳就住在山下村民家里，正怀着孩子，警卫员怕卓琳营养不足，就从山上捋了榆钱子给她补充伙食。邓小平知道后，严肃地说：“赶快还给老乡，咱们困难，老百姓比咱更困难。越是困难，越要想着老百姓，不然的话，咱还叫啥子弟兵呢？”
据邓小平身边工作人员杨殿魁回忆：在太行山上，邓小平始终穿着和普通战士一样的服装。有一年，供应处的同志给师首长们每人定做了一套细灰棉军装。邓小平坚决退回：“这不是对我们的爱护，是要我们脱离群众。”
重视科学技术
1944年11月，邓小平在黎城县南委泉村举行的太行区首届杀敌英雄和劳动英雄大会上说：“科学的力量是很大的。以改良种子一项来说，金皇后玉米明年可以普及，加上谷子、麦子好种的传播，预期两三年后，太行山每年可多打100万石以上的粮食，今后主要是深耕细作，更需要使经验和科学结合起来。”
在赤岸村生活期间，邓小平经常虚心向当地农民请教农业种植及一些土经验，倡导部队拿起枪杆能打仗，拿起锄头种好地。他挑选了30多个优良品种，加以推广，如五叶北瓜、60天玉米、早稻等，还将金皇后玉米和西红柿种植在涉县的农田里。
1940年以前，涉县妇女纺花都是用手捻，劳动强度大且效率不高。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县政府决定推广使用纺花车，还举办了木工培训班，专门学制纺花车。车子有了，邓小平又协调从延安请来女同志当老师，先教各村的妇救会主任学，妇救会主任再教各村妇女学。这一技术的推广，给驻地人民带来了大收益。妇女纺花由原来日捻1两，提高到日纺3两，快者可纺到半斤，能挣1斤小米，可维持三口之家的生计。
邓小平在太行山的经济建设中，把科学技术的应用摆在自己的工作日程上，使科学为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发挥了巨大作用。如今，回眸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太行山，就得到了早期的实践和证明。
邓小平在太行山有两个突出的历史贡献：一是根据地建设，二是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除建立完善了党委行政领导体系，更关键的是搞活了根据地的经济。以金融建设为例。当时货币发行混乱，他就大胆提出让根据地自办银行发行货币，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提出货币流通的原则是“只要能把群众的事办成就行”。在军队建设上，他特别注意收编、改编抗日武装力量，扩大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数量和质量。从赤岸村到整个晋冀鲁豫根据地，从一二九师到刘邓大军，从红军改编时的不足万人，到抗战胜利时的30万雄师劲旅，邓小平不单是从军事上执行了党中央的抗日游击战争方针，更是从思想政治及组织上积极培养了八路军的许多优秀指战员和地方党组织干部。
如今伟人已去，但他为民族解放、改革开放立下的丰功伟绩，中国人民永世不忘。
来源：黄河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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